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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别25年,等到了见面,却牵不到你的手,郑汀胡希明

          2021-08-09 12:36:54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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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11月,北京深秋,碧空如洗。一位48岁的男人,他叫郑汀,心绪可远不如天空明朗,而是甜酸苦辣皆有。他很快就要见到他曾经的妻子——胡希明,他们分别了25年。传说卓文君的回文诗写:“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五六年都凄苦不堪,对于一对刻骨相爱的人来说,25年那是多么可怕的数字。而且,而且他们二十二三岁就分别,这25年正是生命中最绚丽的韶华时光。然而,思念的煎熬犹如黑中夹红的丝带,一条缕缕不绝的细长阴影贯穿多少个春夏秋冬。


          郑汀等了14年,他又结婚了。


          胡希明25年执着坚定决绝地等待。等待生命中那一缕温暖的炊烟升起;等待灵魂广漠寒冷黑暗的地平线上的那一抹晨曦出现;等待彤云密布的情感天空的那颗振奋人心扫除阴霾的亮晶晶的星星突然闪耀。


          见面之前,胡希明已经知道郑汀重组了家庭。这是中方人员告诉她的。得知郑汀再婚消息时的胡希明的心绪只有靠想象了。但是,她是一定要见这个男人一面的,毕竟,她等了25年,用整个生命等待。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胡希明是美国“中美人民友好协会”最早的会员、活动积极分子。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停地申请去中国,1974年终于获得中方签证批准。


          郑汀原名郑轸曾,与胡希明都是福建长汀人,郑胡两家隔街而居——就住斜对面,而且郑汀、胡希明是小学同学、高中同班同学。


          是否高中已生情愫?我采访时,郑汀老先生笑了笑没有回答。


          1946年胡希明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47年郑汀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他们热恋了。一对风华正茂、比翼齐飞的年轻人,风光旖旎的鹭岛、美丽的滨海校园见证了他们的恋情;鼓浪屿的涛声、南普陀的梵音伴随着青春的絮语。郑汀胡希明的爱情如日光岩下的三角梅一样:火红、热烈、灿烂。因为化学系的实验很多,曾经是中学理科优秀生的胡希明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郑汀在一起,转系到了教育系。


          1947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他们在长汀举办了婚礼。秦观咏七夕的《鹊桥仙》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郑汀胡希明长女郑晓蕾口述的《我的母亲胡希明》(江琴、徐琪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是这么描述他们的婚礼的:“烟花爆竹响彻云霄,……父亲母亲手挽着手出场了。母亲一身的玫瑰红旗袍装,领子上、袖子上镶嵌着优雅秀丽的金边……父亲身着白色呢绒西装,戴着红色丝质领带……”郑家是长汀的名门望族,胡家也是体面人家,婚礼自然隆重。“馀霞张锦幛,轻电闪红绡。非是人间世,还悲后会遥”也是咏七夕的,是否冥冥中预示着什么?

          胡希明的父母没有出席婚礼,胡希明的父亲似乎对女儿大学未毕业就结婚不是很高兴。胡家知书达理、家规谨严。


          美好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生活本来就不全是花前月下。不久,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时局动荡、生计困难,胡希明休学在家,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在县城中学教书。女儿的诞生还是给这对年轻夫妇带来极大的惊喜。现年97岁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至今清晰地记得,郑汀胡希明夫妇经常抱着女儿在厦大松岩公寓花园亲密散步。1948年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1949年,郑汀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分别就要来临。更料想不到:这场分别旷日持久,思念的煎熬、望穿海水的期盼将如此长久深重地折磨他们。对这场情感灾难,他们的学长、老师——潘懋元教授说了四个字:“不堪回首!”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厦门也将很快被解放军占领。分别终于来临。也许因为毕竟在国民党郭凤鸣部任过军职,胡希明的父亲胡汉基最终决定定居台湾。此时,胡汉基的身体已不很好,胡希明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尚未成年,父命难违,胡希明必须要去台湾。虽然纪律让郑汀守口如瓶,但聪敏的胡希明对丈夫的身份已心知肚明。郑汀不能走。一边是信仰和铁的纪律;一边是尚需抱在手中的一岁半的牙牙学语的女儿,还有又已怀有身孕的爱妻。郑汀肝肠寸断,心裂两半。


          我问郑汀先生,分别时是否“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相凝噎”?老人说,没有。当时忙乱,似乎还来不及多想。总以为解放台湾也用不了太长时间。胡希明则想等她到台湾将家里安顿好了,找机会去接丈夫。


          采访之前,我想像他们的分别应该像江淹《别赋》中的“至乃秋月如珪,秋露如珠,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晚风吹拂,草地上的露珠在月光下忽明忽暗,一对情人缱绻话别。


          真实的情形是:郑汀雇了黄包车和平板车让妻儿先走。因所雇的车坐不下,他锁好门,等公交车,到码头还是迟了一点——妻子所乘的船已缓缓离岸。“汽笛一声肠已断。”《我的母亲胡希明》这样描述:“母亲瘦小的轮廓和挥动的白手绢随着远行的船只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虽是八月里炎热的一天,父亲却突然感到空气中有一丝寒意。”


          郑汀往回走,黯然神伤。“在码头等我,不要走开!”他曾这样向胡希明呼喊。那是有一次他久等胡希明不见,坐渡轮往市区找她,结果半途见胡希明在返回鼓浪屿的渡轮上,他便这样高声向胡希明呼喊。那段时间,他们住在鼓浪屿的胡汉基家,胡希明常在晚上去市区做家教,郑汀每次都到轮渡码头接她。郑汀想再高声喊一句。如今是真的远走了,她能等自己吗?


          郑汀、胡希明订婚时合影


          万没料到,一别25年,天苍苍,海茫茫。


          厦门解放后,郑汀是《厦门日报》创办者之一,1953年调任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1957年打成右派,下放闽北山区劳动,后右派摘帽调到福清师范学校工作。


          这次,组织通知他,他的前妻胡希明作为“中美人民友好协会”访华团的成员在北京要见他。从福清坐汽车到福州,再坐火车到北京,整整50个小时,郑汀心乱如麻却毫无倦意。


          北京,民族饭店,在当时的复兴门内大街上显得气宇轩昂。饭店外,中方人员告诉了胡希明房间号后就离开了。郑汀疾步走入,饭店庭院中的池沼亭台、碧草花木他全无暇顾及,漂亮的壁饰和地毯也完全视若无睹。他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哔叽呢列宁装,心理默念房号:743——42年过去了,今天郑汀依然记得。他敲门,胡希明开门。一束强烈的阳光从房间的窗户透射进来,刺得郑汀一时眼睛模糊,他看不清她。胡希明一把将郑汀拉进房间,拉得急促、有力。但胡希明迅速就冷静地泡水、递茶。两人坐定,一时相顾却完全无语,足足有三五分钟。25年,千言万语,从何说起。


          郑汀这回在北京住了4天。他和胡希明互相请对方吃了一顿饭,他还陪胡希明逛了一次街。他们谈孩子、谈遭际……


          临别,郑汀要送胡希明去机场,胡希明坚决地阻止了,托词是代表团的人郑汀都不认识,显得突兀。胡希明心意已决:她不能再见到这个男人了!他已经有了家庭,既然重合无望,她必须斩断这根绵延了如此之久的情丝,必须浇灭这团在她心底燃烧的情感圣火。这根情丝曾经维系着她生命的重量,这团圣火曾经让她度过无数个寒夜。如今,这根柔婉的情丝变成了坚硬的铁丝,将刺痛并勒紧她的灵魂;温暖的圣火已变成可怕的凶焰,将灼痛甚至烤焦她的情感。她从郑汀那里得知,他现在的妻子在他困顿中给了他帮助和慰藉,他们育有两个可爱的男孩。胡希明有着极强的理智和毅力,她曾是小学、中学的理科尖子生,她在照顾两个女儿的同时在台湾、美国教书、求学、奋斗,她相信自己能做到。


          胡希明似乎平静地离开了郑汀。然而,对郑汀的爱已是几十年的巨大惯性,对惯性紧急制动必然带来极大损伤。回美国后,大女儿电话里问她是否见到父亲时,《我的母亲胡希明》这样描述:“‘他老了。’她的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到,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和失望。”大女儿赶去看她,“母亲到门口接我时,她头发蓬乱,一脸憔悴,眼中充满绝望”。“‘他等了我们十七年(注:应是十四年),’母亲伤感地苦笑,‘然后,我想他就像所有男人一样,再婚了。’”心灵殿堂里的辉煌神像轰然倒塌,震颤犹如山崩地裂。


          “地狱是什么?我认为它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如是说。


          送别胡希明,郑汀失魂落魄。胡希明去机场那天,他测算着飞机起飞的时间,痴痴地在天安门广场踱步,傻傻地不时仰望天空,希望能看到飞机。他的脑海里不时出现胡希明在743房端详他挺括的哔叽呢列宁装时的微笑:“这衣服很漂亮嘛!”多么熟悉的微笑。初中时,有一次郑汀到长汀县城的城墙上去看书,没想到胡希明也在上面,正因钦羡这位品学兼优的学霸,回去时带着小少年的羞涩爱面子心理,独自一人先走,胡希明在后面叫他:“你带我一起回去!”郑汀回头,胡希明微笑。他们结婚后,常在汀江边的一片梅林中散步,经常说到什么时,胡希明会露出这样的微笑。惆怅满腔的郑汀从天安门直奔北京的姐姐家,进屋后面对姐姐,热泪奔涌而出,放声痛哭。


          回到美国的胡希明,她的脑海不时回味着那一幕:她和郑汀走出民族饭店去吃饭,到饭店门口她问郑汀,“你还记得我的房间号吗?”郑汀说:“记得,743。”是的,他一直记着她。


          1980年,胡希明到中国大陆讲学。郑汀要去哈尔滨见她,胡希明断然回绝。她不能让刚刚平静的心海再波涛翻腾。她太爱这个男人了,这个男人几乎融化在她的血液里。《我的母亲胡希明》叙述道:在弗罗里达时,并不信教的胡希明每周日都要两个女儿盛装打扮后与她一起去做礼拜,而且要坐第一排。一段时间后,同样不信教的两个女儿提出疑问并表示不想去时,胡希明说出实情:“因为那个牧师长得很像你们的父亲,尤其是他的侧面。”女儿说:“思念父亲似乎已经成为母亲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少了这一部分,母亲就无法继续生活。”当牧师走到讲台时,书中这么描述:“母亲魔怔一般……她目光呆滞,嘴唇弯成一个古怪的弧度,平常暗淡无光的脸此刻绽放出美丽光芒。有时母亲会惬意地闭上眼睛,连她那总是皱在一起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了。”


          1974年与郑汀的相见使胡希明像一只飘摇着的断线风筝突然重重砸到了地上。一向开朗外向的胡希明回美国后变得沉默寡言,胡希明的母亲、女儿担忧日增。过了许多时间,胡希明对女儿说:“我再也无法承受了,我几乎没有办法正常上课。”这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师决定躲到几乎远离尘世的密克罗米西亚岛去做志愿教师,以期疗治创痛。胡希明用忘我的工作来麻痹情感,这位坚强的女性写出了不少漂亮的论文和书籍。


          她调整了四五年才稍稍缓过劲来,她不能再见郑汀!


          郑汀无论在闽北劳动改造还是在福州闽侯徐家村种田养鸭,始终把胡希明珍藏在心灵圣殿的最珍贵的位置。胡希明和大女儿的照片一直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1974年相见时,郑汀把女儿的照片给了胡希明并互相交换了老花镜。


          说起这些,年过九旬的老人依然充满深情和惆怅。郑汀说,自己没有尽到作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上世纪50年代,郑汀曾托在香港的同学多方打探胡希明的消息并传信,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在农村劳动期间,郑汀常走出土屋,点燃一支烟,烟头儿星闪烁,山丘寂静,那颗星星般明亮的眼睛也闪耀在心窗。


          我写的是郑汀胡希明的情感简史。《我的母亲胡希明》有更详细的叙述。郑汀1979年调到福建教育出版社工作,1985年我分配到这个社工作时他刚好离休,我就用他的办公桌椅,他刚戒烟,就将一个公家发的特别厚实的烟灰缸给了我,烟灰缸至今还在用。当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感动了许多人,那是小说。郑汀和胡希明的情感史简直就像《第二次握手》现实版。了解他们经历的人无不唏嘘感慨。我很早就想采访郑汀先生,但顾忌触动他的伤痛,更主要是因为我的懒惰造成采访的迟到。郑先生毕竟年过九十,许多细节已记不清,而我的写作恰恰需要细节。


          胡希明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杰出教学教授。1990年与诚实善良的同事伊拉结婚。2001年因患渐冻症离世。


          郑汀和胡希明的女儿郑晓蕾在《我的母亲胡希明》中说:“我不理解母亲,她为什么不能放下过去,向前走呢?”其实对国家也罢,对个人也罢,都不可能放下过去,历史总是深刻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胡希明其实并没有放下,而郑汀至今也不能释怀。



          《我的母亲胡希明》节选

          江琴、徐琪 编译


          交换老花镜


          1974年10月13日,母亲前往中国前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和她见上一面。“无论如何,我求你来北京见我一面,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会很痛苦,但是我无论如何必须见到你。也许见了你之后,我才能平静地度过我的余生。不要忘记,我还得为了孩子们活下去。”

          这个时候,父亲获得了外事办的许可,同意他去北京。但是,一位官员提醒他不要伤害母亲的感情。当时“四人帮”依然当权,政治气候十分敏感,阶级斗争还很普遍。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又和西方有关联,因此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担心不知何时又会成为下一次的攻击目标。

          他感谢官员给他的建议,但内心却愤愤不平:“你怎能了解夫妻久别的痛苦?”他心里想:“她已经承受了够多的痛苦了,我伤害她太深,我此行只想减轻一点她精神上的创伤,怎么可能再去伤害她呢?”

          第二天,那位官员陪着父亲一同乘坐火车从福州前往北京。他们一抵达北京,父亲就被送到预先安排好的旅馆过夜,已有人安排好父亲第二天早上去民族饭店与母亲会面。

          父亲躺在床上一夜没合眼。内疚和期待折磨着他,他无法入眠。天终于亮了,父亲前往会面的酒店,母亲和其他中美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都住在民族饭店。不久,接待处的人带他去见我的母亲。父亲很熟悉民族饭店,因为那儿离新华社总社很近。1953—1958年,他在福建分社任记者时,多次来北京总社学习、开会。

          父亲到了民族饭店,推开饭店的旋转玻璃门,一位衣着整洁朴素的女服务员就上前问候:“您是郑汀先生吗?”父亲点点头,跟着她到了电梯旁。“您要找的客人在743号房间,您自个儿上去,我就不陪您了。”

          父亲走进电梯,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到了七楼,他踉踉跄跄地跨出电梯,脑子一片混乱。费了点功夫,他才找到743号房间。

          他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房间里射出了一片刺眼的阳光,刺得他眼前白花花的,一时看不清任何东西。母亲一把把父亲拉进了屋里。

          四目相对,两人目不错珠地打量了对方许久许久,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他们拼命想寻找往日熟悉的影子,但却吃惊地发现彼此都已改变。

          我的母亲先开口:“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她的声音颤抖着:“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尽管父亲平时口才还不错,但此刻他完全无言以对。他们一起静静地啜泣着,就像在梦里一般。

          那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搞阶级斗争。父亲已经遭受了够多的身心打击,他知道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可能被送进牢狱,因而他说话很小心。父亲简要地告诉了母亲他的家庭现状。母亲听到这些显然很痛苦,但她似乎能理解父亲。

          离别在即,他们追忆起难忘的濯田之行。难得的是,他们俩都还记得那么清晰。最后,我的母亲泪眼含笑,伤感地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深爱是多么美好。”

          我的父亲吃力地咽下口水。母亲声音中饱含着委屈和痛苦,父亲此刻已完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他坐在母亲对面的沙发上,任泪水倾泻!

          除了几串冰糖葫芦和一袋烤栗子,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好给母亲的。临走前,两人交换了老花眼镜作为纪念。母亲从未告诉我这件事,是多年后父亲告诉我的。

          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时的情景,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母亲那枚普通的订婚金戒指象征着他们的梦想与未来,然而老花眼镜却代表了两人二十五年来的折磨,暗示着他们注定一辈子要分离的命运。

          母亲在北京停留了四天。分别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相聚却没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父亲说他想送母亲到机场,母亲拒绝了。

          那一天,父亲独自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他翘首蓝天,祈祷母亲安全归家。下午他到国际旅行社查询多年失去联络、家住北京的大姐的住址,然后,直奔姐姐家。


          姑姑一打开房门,父亲就紧紧抱住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深藏的悲伤、内疚和痛苦,嚎啕痛哭起来。


          开往福建的火车


          父亲安排我和许义在我们住的酒店见面,他没有来火车站接我们。我明白父亲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那个年代情况复杂。我们打算在酒店吃饭。父亲告诉我们他的继女建美也会来。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我和父亲尴尬地握手,然后彼此对视很久,都没有说话。父亲身穿陈旧的衬衫和简单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塑料凉鞋,头发灰白。我惊奇地发现,与我的大骨架相比,他显得如此瘦小。

          饭后,父亲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抱歉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自从当上记者,我便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仔细研究了他的五官,发现除了眼睛以外,他与母亲床头柜上照片中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是我的父亲吗?

          建美递给我一大袋荔枝,打断了我的思路。她轻声说道:“这是本地土特产,是从我姐夫工作的果园里采来的,爸爸说你可能会喜欢。”

          我转过身来看她,她已低下了头,躲避着我的目光。我感到建美也许对我的出现感到不安。我是父亲亲生的女儿,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她是继女。当我父亲与她母亲结婚时,她只有十岁或十一岁。虽然如此,她熟知父亲,而我对父亲很陌生。她很自然亲切地喊他“爸爸”,而我这一辈子从未喊过任何人“爸爸”。她一定以为我憎恨她,但事实上,我羡慕她。

          建美饭后先走了,因而我有机会与父亲单独相处。他低声说道:“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在这里!”他的表情掺杂着内疚与高兴。内疚的是多年来没有在我身边陪伴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团聚,而且知道我很好。

          随后,他哭了。我想安慰他,但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我能说什么?近二十五年来我头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我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擦拭了眼泪,递给我一张小照片。“这是你的照片,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无数的图钉洞布满了这张旧照片的四角。它是我六七岁时拍的。照片上的我,梳着两条粗粗的系着缎带的大辫子,我穿的毛衣上面绣着“郑”字。这是我的姓。母亲在毛衣上绣了这个字,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凝视着父亲,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海洋、距离和时间也许使我们分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因为他始终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我需要知道的太多了。不仅仅是为了了解父亲母亲以及他们之间不平凡的经历和感情,更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认识我是谁。不巧的是,1976年不是问这些问题的适当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但是父亲仍然顾虑重重,害怕说错话。因此,我想知道的答案,只好等到他以后再说了。

          虽然不容易,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接受这个面容憔悴的男人为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说父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说话时精力充沛、充满激情,他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母亲把父亲吹嘘得像是一个巨人,可我从父亲身上一点也没感觉到。

          傍晚,父亲主动提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是如何等待了我们十七年,可是在一次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一位孀居母亲帮助了他。终于,他们越走越近,最后结了婚。“她有两个女儿,她们让我想起了你和你的妹妹。”他慢慢说道,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恳求我的谅解。

          我很感谢我的继母救了父亲。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由于是贫民出身,父亲与她的婚姻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我送给父亲一些从美国带来的维生素,送给他的妻子一瓶洗发精和润肤露,并向他保证这些东西价格并不贵,不是奢侈品。对我的父亲来说,有海外关系已经很糟了,我不希望他因有来自西方的礼物而惹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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