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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他60岁走红了,写了《繁花》,王家卫要拍电影,还拿了茅盾文学奖,改了漫画话剧评弹

          2021-08-25 11:09:50探照灯

          探照灯,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创办的微信号,只发原创

          关注中国文化现场,分享文学、艺术、思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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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金宇澄,摄影陆杰


          “我像是在做梦一样。”


          20年没写小说,一直在《上海文学》杂志,安静地当小说编辑,终日翻看各地作家稿件,金宇澄没想到在自己快退休时,因为长篇小说《繁花》的发表和出版,成为了当下文学圈里“最火”的作家。


          这让他非常不习惯。“我习惯了原来的环境了,一旦拎出来示众,讲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是难堪,步态,心情(胸部,腹部),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如何消受。”


          但《繁花》的发表,《收获》的隆重推荐,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小说获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的提名,上海文艺出版社新书的出版,还有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的研讨会,都令他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等于侬吃一只茶叶蛋荷包蛋,蛋是啥地方生,啥地方鸡?毫无意义-----心情上极其不习惯,朋友说我可以无所谓,不对的,妙龄女子,肚皮凸出来,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不习惯,不自然,希望回到原来的体型,但又不可以,比较复杂。”


          即使和我是多年老朋友,金宇澄采访的心情仍然复杂和紧张,总是欲言又止,话题说到正精彩处,往往又回到了平淡。



          上海方言的《繁花》


          如果不是偶尔上了弄堂网,金宇澄不会再写小说。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然后是梳37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


          2011年5月10日中午12点,金宇澄在刚刚注册的上海弄堂网文字域论坛里,化名“独上阁楼”发了一个“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的帖子。弄堂网是上海作家陈村的朋友老皮皮创办的,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


          最初,金宇澄和所有的网友一样,就是随意发帖,用上海话写些自己亲历目睹的人和事,偶尔还对上海的旧城改造提些意见。很快,每个帖子都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回应,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古。


          网友的回帖和网络的互动,让此前一直闷头写作的金宇澄有了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和刺激感。“我每天早上起床后,随收写一段就发贴,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怎么好看有趣怎么写,这样的互动却很有意思。”


          三天后,当金宇澄写到上海80年代露天菜场时,一个卖螃蟹的风流老板陶陶的故事时,已经20年没有写小说的他,突然有了写作快感:“写菜场写陶陶,写得欲罢不能,实在是奇怪跟烦恼,希望快点结束----”


          写到一万字时,金宇澄突然意识到“这已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了,才警惕起来,开始做人物表,做小说结构,语言也开始微调,从纯粹的上海方言转为全国读者看得懂的‘上海官话’。”


          阁楼、阿宝、腻先生、梅瑞,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现身,每日更新的文字越来越长,一开始每天写200、300字,越写越长,写到后来,一天写了5000字。


          有时候去外地开会,几天没写,读者急了,不停地催促:“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好吧。”


          这让金宇澄感觉很好。“戆小举书包一掼,只要有人叫好,跟斗就一直翻下去。我当时就想,这个小说上海人懂就可以,最好外方人也看得明白。”


          一个月后,他摆脱了普通话写作的束缚,语言愈发流畅生动,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我第一次写作时用上海话来思维,以前写对话很头痛,现在用上海话思维写对根本不用动脑筋了。”


          读者的热烈回应,也让他欲罢不能,接连写了5个月,保存下来的文字,竟有33万字,取名《上海阿宝》。


          小说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展开叙述,讲述他们的琐碎生活时态,情欲、梦想和迷茫,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呈现了上海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的人情世故和城市风貌,用文字鲜活保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


          ?“我采用苏州说书的方式,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看城市的一种存在,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的形象,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保持我认为的‘真实感’,不说教,没主张,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金宇澄把一些章节发给作家朋友看,朋友们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这让他慢慢有了野心和追求:“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成很表面的状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也能够回击‘城市无文学’的论调。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代表,我们需要农村故事,也迫切需要城市故事。”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金宇澄根据读者、作家朋友,包括《收获》副主编钟红明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数次修订和改写。这使得《繁花》有了3个不同的版本,网络版、杂志版、图书版。


          “外地人写上海,往往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审视上海小市民,其实市民特性,天下是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有滋有味,保持独特的生态与价值观。上海是大城市,基础深厚,市民性相对较突出,值得表现。”


          为了让北方读者也能看懂这个小说,在修改的时候,金宇澄经常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再进行修改和转换。这样的修改也让其中很多精彩的沪语从最后的图书版里消失了。


          去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问世,金宇澄的《上海阿宝》删掉了2万字,变成了《繁花》问世。和《繁花》一起刊出的,还有周嘉宁的《荒芜城》、王宏图的《别了,日耳曼尼亚》。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吴语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过去一些上海的作家中进行过试验,效果都不如金宇澄这样完美顺畅。《繁花》的语言中有浓得化不开的味道,读任何一段都会被吸引,这样的阅读从未有过。


          “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但我觉得,未来估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高下,一定是比拼城市经验的小说。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繁花》在《收获》刊出后,好评不断,以致这期杂志脱销,只能加印。


          金宇澄由此有了更大的动力。在《收获》发表的小说基础上,金宇澄又花了5个月,改写了4次,根据朋友们的意见,删掉了部分静态的内心描写,又增加了近5万字内容,深化时代背景,还为书加了20幅手绘插图。


          李敬泽对金宇澄说,“《繁花》可以继续写下去,写《繁花》的第二版第三版,和时下进行时的城市生活一样,无限延伸无限膨胀,这样的叙事方式回应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做成一个文学奇观。”


          金宇澄赞同这个建议:“为什么?这个小说像一棵圣诞树,框架起来了后,可以把任何东西挂上去,上海这个城市太丰富了,有那么多积累的东西,生活中信息那么强烈,就是挂一辈子的东西都没问题。”



          插队的知青


          在成为作家前,金宇澄曾是农民,泥瓦匠,马夫。


          1952年12月8日,金宇澄生于上海。父亲是苏州吴江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里。高中毕业后,跑到上海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成为潘汉年领导下的秘密组织的地下工作者。


          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有功之臣,上海解放后,父亲成为上海的公务员,“吃政府饭”。和所有的干部家庭一样,他们搬进上海的核心城区,卢湾的新式里弄里居住。金宇澄是家里第二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1954年3月,受 “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影响,因饶漱石曾任分管华东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时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也受到这场政治风波牵连被捕(所谓“潘杨案”),金宇澄父亲等昔日老部下也受影响,停止工作,被逮捕接受政治审查。


          还在童年,金宇澄就感受到了政治的残酷。 “我父亲一进去,上级就通知我们搬家。当时是供给制,干部没事,待遇好,可以不带任何东西搬进去住,一旦你出事了就要你搬出来。我母亲当时就带着三个孩子,从原来住的房子里搬出来,搬到一个很小很差的房子里。”


          “关了两年后,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文革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把你扫地出门,之后给你一个房间;有些就不扫地出门了,让你去睡在以前你家的汽车间里。”


          金宇澄父母离开上海,被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去劳动改造。“我们三个孩子在上海,日子过得很苦,再后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父亲恢复政治名誉,我们家的劫难才结束。”


          在《繁花》里,金宇澄书写了一些在历史书里看不到的“文革”运动细节。例如写郊区学生来市区淮海路“破四旧”,剪马路上过玩的女人长波浪卷发、大包头、包屁股裤子、尖头皮鞋,写破四旧不烫头发;造反派工人在阿宝爷爷家打砸抢,抄家后挖地三尺寻找财物;贫民区的工人借政治运动为名强占市区那些被打倒的家庭房屋,都是上海真实发生的事件。


          ?“河滨大楼天天有人跳楼、自绝于人民。”“长乐路瑞金路的天主教堂忽然被铲平了。”“弄堂里,天天斗四类分子、斗甫师太、斗逃亡地主。”“大妹妹的娘,旧社会做过一年半拿摩温(隐瞒),运动一来,听到锣鼓家生呛呛呛一响,就钻到床底下。”“隔壁烟纸店小业主,一自首,打得半死。”这些遥远被遗忘的记忆,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目睹,因而写得活灵活现。


          1969年7月,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了东北插队,妹妹留在上海一家爱工厂上班。他们的插队地是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嫩江农场4分场,在那里呆了九年,直到1978年,才返回上海。


          往事不堪回首。“我当时一到农场,每个知识青年都要过堂,一个一个被叫到办公室:‘你父母干嘛的,什么政治身份。’有些人还没过堂,在当地集体工作人员训话的时候,就有人站起来说‘我爸爸是劳改犯,我要跟我爸爸划清界线。’”


          到了农场,金宇澄发现,他们住的房子被铁丝网完整地包起来,四个角都有碉堡。“我们就在这种房子里生活,周围全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农场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大型劳改农场。所谓知青上山下乡,实际我们接受的是劳改犯的再教育,由他们来教我们怎么干活。”


          因为中苏对抗关系紧张,原来住里边的犯人全部走了,然后金宇澄这批知识青年就住了进去。


          农活忙的时候,领导打一个电话,几卡车犯人坐着汽车,被军人拿着机关枪押着来了地里干活。


          “他们就在我们面前的地里干农活。现在想想这些人的年纪都在30岁—50岁,各种类型人员都有,也包括大量的‘右派’分子,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看上去像知识分子,但看他的两只手就是老农民,在地里干活简直就像一架收割机一样。”金宇澄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在黑龙江的九年里,金宇澄干过农活,种过玉米、大豆,农闲的时候,做过泥瓦匠,盖房、砌石头墙,砌火炕、火墙、出窑,掏井、补缸,还磨做过豆腐、粉条,给农场养马。


          从大城市到了农村,他和所有的上海“知青”一样,想回家。为了回上海,知青们各显神通,想尽了各种办法。


          “很多人都想把自己弄出毛病来,肝炎,残疾,都可以办病退回上海。哪个人生肝炎了,哪他吃过的馒头我去咬一口,最好我能够得肝炎,或者我能够怎么样。”


          在农场时,金宇澄得过胃溃疡,后来不愿意下地劳动的弟兄们,都声称自己病了,需要休养,找他冒名顶替去医院看病。金宇澄在一个月里,拍过十几张X光照片。


          后来一个同情他的医生认出了他,把他拽到一边,她拍拍自己身上捆绑的灌铅围裙,对他说,“你帮别人拍片子不对,一个月吃了多少射线,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金宇澄在去黑龙江的火车看到,一个比他还小的上海南市区的女知青,在沈阳转去吉林的火车时,因人多不慎跌进车厢与月台的夹缝里,被缓慢开动火车轧掉一条大腿,马上被人送到医院。不久,失去一条腿的她,后来户口回了上海,在南市区一个煤球店里做店员。听到这个消息,她在黑龙江的知青同伴们不是同情,而且羡慕的眼神:“哎呀,她留在上海了。”


          知识青年们想不到办法回上海,就想方设法回上海探亲休假。


          1974年,从插队地回上海探亲的金宇澄,见到一个神奇的汽校中专毕业的大姐,家住老上海北站宝山路,记忆力超常,能够口述全本《简爱》、《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九三年》。


          当时这些小说都是禁书,只有极少人能看到。 每周3的下午,她在在石榴树下,打毛衣,给身边围着的一群文艺青年讲小说,大家听两三小时,约好时间下次再来听。过几天约好再来听。


          当时,当文学青年出头也不容易,要给报刊投稿,需要农场革委会的政治审查,出具盖有红头公章的政治身份证明,证实根红苗正才有投稿资格。


          几年里,金宇澄唯一的娱乐,就是给朋友们来回写信。“现在想一想,后来成为作家,还是靠当时几年写信打下的基础。当我回到上海以后,才觉得自己可以搞文学了,经常心里想我要写点什么。”


          离开黑龙江多年,对各种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活动邀请,金宇澄从来都是拒绝,他再也没回过嫩江农场。



          饭局上的传奇


          金宇澄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失去的河流》。这时他已经33岁了。次年他的《方岛》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先被《新华文摘》转载,后被《小说选刊》转载,恰好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同一期。


          《失去的河流》和《方岛》接连获得两届《萌芽》小说奖,在工厂上班的金宇澄因此获得机会,进入上海作协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一批基层的文学作者,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1987年,《上海文学》以为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金宇澄的《风中鸟》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1988,《风中鸟》得了《上海文学》小说奖。也是在这一年,金宇澄离开工厂,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


          1990年前后,金宇澄在《收获》发表过几篇中短篇小说后,专心编辑生涯,停止小说,偶尔写写散文随笔。停笔金宇澄有两个回答:“做文学编辑,就要挑剔作品,我很难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


          另一个回答是:“现在小说里的相同经验太多了,我做文学编辑要看大量小说,现在的语言、叙事,如果遮掉小说作者的名字,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人写的。很多人现在提起笔就写,没想到建立自己的特征和技巧。语言、手法、故事讲得太雷同了,我一看,作者又这么写了,就很疲倦。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干脆就停笔了。”


          不写小说的日子里,金宇澄的日子过得清闲适宜。每周去单位上3天班,看稿子给作者打电话,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不上班的日子,也赶赶小时候的玩伴、插队和工厂时期的朋友发起的饭局。


          这些流动的饭局,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是城市人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景。一顿酒吃下来,陌生人成为了熟悉的朋友,不仅见到三教九流的江湖朋友,金宇澄由此得知许多人生故事和传奇。


          《繁花》里小毛给沪生讲过一个故事,其实是金宇澄一个保安朋友讲的:一个深夜,小毛下班在汽车站等通宵车,他遇到一个女人,小毛搭讪问她去哪里,女人不说话,最后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你到我家去洗衣服,我家里有洗衣机。女人不理他,当通宵车来的时候,和小毛一起上车,最后跟着小毛后面下车,一直跟着他进了家门。


          进屋以后,女人一直不吭声,自己把衣服脱了,戴着胸罩穿着短裤,帮小毛倒洗澡水,还拿毛巾给他擦身体,自己再放水洗澡,最后爬上床躺在小毛身边,两个人开始做爱,后来小毛就睡着了,女人起身去厨房洗衣服,也不用洗衣机,早晨四点多钟,女人叫醒他说“我走了”。模模糊糊的小毛听见门锁的声音,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当时我很奇怪,朋友对我疑问回答说,这就是你们知识分子要问的问题,我从来不问的。女人对我家这样的老工房结构这么熟悉,说明她也是住这种房子的,她为什么这样,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不问的。”金宇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更多的故事没有出现在《繁花》里。金宇澄听过一个被骗出国的故事。九十年初,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想去美国打工挣钱,后来一个亲戚安排她去塞班岛打工,女孩去了发现,这个工作是卖淫。接她的日本老板当晚就强奸她,后来威胁她专接日本客。差不多八年后,她才想办法逃脱这个夜总会的控制,回到上海。


          另外一个类似《致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国版,已经有十年了,但金宇澄一直记得这个故事。


          有一个小区楼道里的中年阿姨,总是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她怀疑是对门老头家里传出来的,敲他家的门。老头不开门回答:“没有什么味道啊,侬鼻子有毛病。”阿姨过了几天,还是有味道。后来觉得不对,很久没有见到老太太出门了,她找到居委会。


          居委会干部最后敲开了了老头的门。后来发现,老太太躺在床上,尸体已经严重腐烂,只剩骨头了。


          后来电视台也赶去采访,面对警察的询问,老头回答说,“我觉得我老婆没死,我经常晚上睡不着,我手一碰她我就心定了。”老头害怕孤独,不愿面对妻子的离去,不告诉任何人,让妻子躺在床上,天天和尸体睡在一起。


          作家西飏很理解金宇澄的低调。“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文学观中仍是不重视的,即便涉及也是婚姻伦理之类,婆婆媳妇小姑的家长里短,或者钻进写字楼成了白领小说。这些内容常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视野局限没有真实的生活。《繁花》中的男男女女,包括小毛跟各种女人的关系,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真实的东西无法否认。”


          -----------------------------------------------------------------------------------------探照灯,只发原创,作家,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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